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小案例。
瑟琳·格伦是德国一位年仅24岁的女政客，一天晚上她在自己家旁边，遭到3个疑似难民的人性侵。案发后，格伦跑到警察局去报案。不过，她一开始打算为难民隐匿实情，将锅甩给了自己的同胞。她声称“被几个德国人抢劫”，还说“他们说的是德语”后来，格伦的男友得知此事真相，告诉她附近也有其他妇女有过类似遭遇，并劝其向警察说实话。她这才向警察交代了实情：对她施暴的歹徒是几个疑似难民的人。但格伦后来公开发声称，自从科隆性侵事件曝光后，德国人反难民的情绪高涨。她不希望自己被性侵的事使人们对难民的偏见进一步加深。
事件曝光后，她还在脸书上发表了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宣称：
“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
“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大多数难民是美好的人”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按理来说，欧洲人是靠殖民起家的手上全是鲜血，怎么发展到现代会有越来越多圣母白左？
其实自从二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为了以后避免出现希特勒式的极端种族主义者，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拼命的向左。反对一切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等等。特别喜欢强调政治正确和各群平等。开始无脑提倡普世价值。
西式普世价值，就其理念本身而言，是推崇无区别的博爱。在这种理念框架下，所有人都应当享受到平等的基本权利——而不受国家、民族、文化、阶级等限制。基于普世价值理念的政府，应该在自己控制范围所及，无差别的践行这一原则。
瑞典就是这样极度强调政治正确的国家，为了反思二战时期欧洲的国家主义泛化，将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等元素削减到了极致。在那些地方，当众唱国歌、高呼国家万岁是不恰当的行为（违背了多元化、多样性的准则），“为了祖国”等口号更是禁区。一不小心就被扣上一顶"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法国更是一个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挂在嘴边的国家。例如好多人都说法国黑人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没人说的清，只能去估计，因为在法国调查人口是违法行为。黑人这个词在公开场合不能说，比如黑人犯了罪，在法庭法官就不能说"黑人"这个词，只能用"郊区青年"去代替。不然被人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轻则丢工作重则被起诉，欧洲基本都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所以今天欧洲难民问题才会这么严重。圣母白左只不过是这种普世价值和极端多元化思想下的衍生品。
还有一点就是欧洲在经济高度发达下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欧洲人建立了一套从出生到死亡的高福利政策，国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均由国家承担。一些欧洲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高福利，社会治安好的天堂，世界观就会有局限性，天真的认为世界本应该如此美好。当一些欧洲人看见非洲等一些饱受战乱摧残国家的人整天吃不饱穿不暖处在死亡边缘，难免会同情心泛滥。
事实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不仅仅有赖于它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有赖于尊重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和正常世界观。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向往廉价道德的文明，是不可能维系的。所以，批判白左圣母，不仅仅是对白左圣母的抨击，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毕竟，白左圣母的胜利就是文明的失败，白左圣母的失败就是文明的胜利。最后，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