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积极打击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甚至把央行的货币制度也包含进来，中国央行表示，人民币升值绝不是对爆炸性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应，这给全球通缩论者带来了新的支持，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飙升可能即将结束。
对高盛极为看多大宗商品的团队来说，中国的干预对其论点造成了相当不愉快的打击，高盛大宗商品部门负责人JeffreyCurrie做出了回应，他起草了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对在岸投机发出警告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是一个“明显的买入机会”，因为“大宗商品看涨的论点既不是关于中国投机者，也不是关于中国需求增长”。
柯里表示，尽管大宗商品价格在中国对在岸大宗商品投机发出警告后回落了3%左右，但“石油、铜和大豆等关键大宗商品的基本面仍然是趋于紧张，大宗商品牛市仍然存在。”
正如一些人担心美联储已经失去对通胀的控制，许多人公开嘲笑美联储反复呼吁的通胀是“暂时的”，高盛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大胆判断，即“中国已经失去了定价权”。
中国不再是大宗商品的中心。然而，将此次由中国主导的下跌视为买入机会的最关键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宗商品不再以中国为中心。DM需求复苏的速度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决定价格的边际买家，因为它被西方消费者挤出了市场。市场开始反映出这一点，因为铜价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制造业数据的推动，而不是中国制造业数据。
与2000年的牛市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角色逆转，当时中国的新兴需求挤出了美国的边际消费者，而中国现在是现有的消费者，就像当时的美国一样。如果这一关键假设得到证实，将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深远影响。
高盛报告认为：今天，一个类似的事件正在发生，但情况正好相反。
1)中国正在失去其衍生需求，因为经过两年的贸易战和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后暴露出脆弱的供应链开始转向本地化；
2)中国现在正专注于降低生产的环境成本；
3)不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向西方上升，随着全球自动化的激增，劳动力成本在经济中的占比也在急剧下降。
此外，在经历了近20年的高投资和如今微薄的利润率之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利润率较低的中国下游大宗商品需求厂商开始抱怨投入成本的过度膨胀。就像2000年代的美国一样，这引发了中国监管机构的担忧。我们认为，这种下游需求的破坏并没有削弱牛市的力量，而是验证了它的正确性。
劳动力的成本份额正在下降。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趋近于西方，但仍然远远低于西方。真正重要的是劳动力的成本份额，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全世界的成本都在下降。这不仅使得资本成本变得更加重要----西方的资本成本远低于中国----而且还增加了原材料在成本中所占份额的相关性。
此外，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比美国具有竞争力，美国制造业不得不通过提高技术密集型生产部门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率来进行竞争。这反过来又使西方的能源和材料使用效率在2000年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加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制造业正在将大宗商品价格走强转化为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美国企业的这种更高的定价能力，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最终，柯里认为，中国需求疲软证实了这一看涨理论：美国提高定价能力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但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使得这种转变成为一种范式转变。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从低成本劳动力、全球贸易以及对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明显漠视中获得比较优势。这最终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杠杆水平下降。随着稀缺性开始造成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中国人成为第一批因价格过高而被淘汰的消费者。
最后一点是，高盛认为人民币走强可以提供一种战术上的顺风，这一点将“一切”联系在一起——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到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高盛的大宗商品团队认为中国消费者正被大宗商品挤出市场，但他们能否保留一定的定价权取决于人民币的升值:随着外汇走强扭转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胀，中国消费者能够维持更大的需求量。正是这些额外的数量最终解除了库存，并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就像21世纪头十年发生在石油上的情况一样。
尽管高盛经济学家预计人民币即将升值，但上行空间受到中国保持出口竞争力的需要的限制——出口竞争力是中国重商主义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此外，由于人民币占美元贸易加权货币篮子的比重约为15%，人民币的任何升值都会重新点燃美元——大宗商品的通货再膨胀周期。
